新农村建设现在已拉开序幕，但新农村建设要做些什么，如何把好事做好，并不是很清晰。最早主张新农村建设的学者的出发点是扩大内需（林毅夫等）。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型，吴仁保并且准备在五年内培训五万农村基层带头人，固然，华西村成绩斐然，吴仁保的事迹感人，但是否将华西村大规模“克隆”就能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会不会变成另一场“农业学大寨”？值得冷静思考。

　　如何建设新农村，现在的理论探讨有些滞后。首先表现在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上，现在的提法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实际上这个提法应该加上“生态良好”一项，成为“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我认为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而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可以作为一个工程。农村地表水浅层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单一，生物多样性减少，洪涝灾害问题是主要的农村环境问题。

　　其次是基础设施，这牵涉到投资结构的问题，即投资的时空分布。区域内的城市形态聚居形态要符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投资如果和符合规律的城市形态耦合，则会比较合理。否则，如果是撒胡椒面式的投资，则投资的回报率低，且可能有负作用，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村子位于生态脆弱的山区，如果要修路，投资很高，还可能会破坏生态，如果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可能把居民迁出比较合理。

　　资金是投向大城市，中小城市，还是小城镇，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在肥沃的土地上合理密植，也就是把资金投向大中城市，密植的典型例子是“浦东新区”。资金过于集中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使城乡差别过大。现在投向农村有“矫枉过正”的意思。但笔者认为我国城市化过程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应注意与合理的城市形态相应的基础设施的合理形态。

　　要确定城市的合理形态，首先要用景观生态学方法研究区域的景观结构。根据景观异质性原理，依次确定需要保护的耕地的范围（农业用地），生态用地的范围及城市建设用地的范围，由此确定基础设施的走向。工业应适当集中于城镇体系结点上，建设生态工业园。

　　是不是把“华西村”克隆就能建设好新农村？如果全国大部分村庄学“华西村”模式，必然是一种分散发展工业的模式。这种模式会增加环境保护的难度，增加物流成本，降低土地使用效率。可以想象，污染向农村的扩散会恶化农村生态环境。“华西村”模式只适用于工厂分散治理模式具有经济性的情况。

　　较好的城乡一体发展模式是：在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内，根据自然资源及交通区位等条件，合理布局制造业城市（20～80万人），并将在这些制造业城市工作的产业工人转化为城市市民，给予完全的市民待遇，为他们规划住宅，托幼，中小学，医院等公共设施。由于城市的人均占地低于农村人均占地，这种发展模式比分散式发展要更节约用地。

　　工业适度集中布局便于组织循环经济链，形成生态工业园，也便于一般污水集中处理。只有一些采用清洁工艺实现零排放的绿色工厂可以分散到乡村。因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点转向农村，还要分轻重缓急，不宜平均分配，而应重点投入到有工业化城市化潜力的村镇网络结点上，以及联结这些结点的基础设施通道上，以在未来形成城乡一体的，合理布局的城镇体系。这样才能体现城乡统筹的原则。

　　新农村建设需要科学规划。华西村虽然是成功的，但却不能以简单“克隆”华西村来建设新农村。因为农村建设本质上是区域发展问题，必须从区域的角度考虑土地利用。如确定一个区域内水源保护区，湿地系统，可淹没区范围，生物多样化保护区，自然和文化景观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地质灾害多发区等都需要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对土地利用方式和基础设施走廊的选线提出限制，而在村的水平上是无力作出这样的研究和规划的。在一个区域内（至少是县域内）需要对工业有总体布局，避免遍地开花，而这是在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最令人担心的，理想的是以流域为单元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

　　基础设施投资重点转向农村，怎么转值得深入探讨。正确的方式是在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乡一体的区域发展规划和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据此进行新农村建设。

　　笔者初步归纳了一下，农村发展的投资领域有：

　　（一）加强基本农田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完善农业水利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的投资。

　　（二）地质灾害治理国土整治方面的投资。

　　（三）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其他投入。

　　（四）道路交通，公共交通

　　（五）信息通讯网络

　　（六）农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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