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4月4日《南方都市报》，我才知道广州广园东路、濂泉路附近，有个前国民政府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名将孙立人所部新一军，当年远征印缅阻击日军，作战勇悍，伤亡惨烈，为中国抗战史上最具光彩的事迹之一。但到如今，原来占地七万多平方米的公墓，已被破坏侵削殆尽，残存的纪念塔已划入某单位大院内，而纪念塔正面更被一家酒店完全遮蔽。二万七千死士，魂兮安归？

    3月下旬，武汉大学一千多棵樱花应时盛开，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开幕。但因为这些樱花，主要是沦陷时期由日本人所种植，近日就引发了“是耻不是花”的争议，甚至认为应当毁其树，灭其迹，以除国耻云云。

    为什么我们的集体记忆，对于千万先烈英灵，会如此健忘；而对于几株东瀛草木，反而如此敏感？

    仇日而及于樱花--对一个国族的仇恨，竟转嫁为对一种植物的厌恶。仇恨，就要仇恨所仇恨对象相关联的一切。这类似于民间流传的巫术性心理。想通过消灭樱花，以发泄仇日情绪，在我看来，这与香港市井师奶的“打小人”有多少分别？

    近日翻阅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里面刚好写到他在中国看到樱花的情形。芥川1921年访华时，应邀到上海一个日本人家里吃饭，其住宅前种着一株樱花树，同去的另一位日本人就说：“你瞧，樱花开了。”主客都一脸欣喜，“而事实上，这是一枝瘦小的樱树，上面只长了不多的几朵樱花，两位先生为何这么喜形于色呢？”芥川随后在上海多住了一个多月，才发现，原来那里的日本人无不如此，“也不知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种。……在国外只要能看见樱花，便会立即感觉到幸福，也不管它是八重樱还是单瓣樱。日本人就是这么一种人。”

    对于日本人来说，将日本的樱花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当然是为了慰藉日本人的爱国之思，怀乡之念。侵略者是可恶的，但日本人的爱国怀乡之情，并不见得可恶。“在国外只要能看见樱花，便会立即感觉到幸福”，这样的心理，也是可理解的，毕竟，谁都有爱国的权利。我们跟日本人的区别，是被侵略者与侵略者的区别，但在爱国怀乡之情方面，世人的表现都是一样的。我们不正是由于自己的爱国之情，才仇视侵略者的吗？怎么能以爱国的名义，就抹杀他人寓情于花的爱国思乡之情；怎么能将对中国的热爱，化作对无辜花木的仇怨？

    在抗战后期，美军开始对日本本土狂轰滥炸，建筑史家梁思成--他的妻弟作为飞行员死于对日空战--却向美方建议，要保护日本的古城奈良，“……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在国恨家仇的年代，在炸弹横飞的地方，梁思成还能为日本人保存了奈良和京都两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而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这个祥和的社会，居然还容不下几棵无辜的樱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