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卉园艺界，有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实践经验丰富，著作颇丰，是很多人的良师益友；在《中国花卉报》读者眼里，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养花专家，他知识丰富，文章可读性强，连续多年在《大众花卉》周刊开设专栏，为众多养花人答疑解惑。他就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菊花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菊花研究会资深理事薛守纪。

近日，凝聚他毕生精力的著作《中国菊花图谱》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在75岁高龄之时，他实现了自己一生的夙愿，将事业推向一个新高度。

但凡一辈子能坚持做一件事情并有所成就者，都离不开一颗挚爱的心和一种执著的精神。少年时代的薛守纪受家庭熏陶，就十分喜爱花草树木，一点一滴地去学习、观察和体会各种花草的习性。在不断钻研的过程中，他对花卉也由“泛爱”到“偏爱”，对菊花倾注了更多的心血，甚至不惜一切地去保护。文革时期，当养花弄草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物质享受时，北京有300多种菊花全部被砸坏了。薛守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爱菊花，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名花啊！长期和这些花打交道，他对它们有很深的感情啊！如果任其这样，一笔宝贵的资源就流失了。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菊花运到京郊农户家中，养在不起眼的角落，并暗中照料保护。文革结束后，当这些菊花终于可以“返城”时，他却一次就送给北京中山公园上百种菊花。因为爱菊花，不是一定要自己拥有，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和传承，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花卉得到了正名，薛守纪坐不住了。他为自己题的四句话或许是他当时心情的最好诠释：“去日苦短，老当益壮。与时俱进，来者可追。”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花卉事业中，把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1979年，他开始动笔写《菊花栽培》。两年后，他的处女作问世。这本书在1999年时第8次再版，共印了30多万册。畅销的原因和薛守纪的写书风格和原则有很大关系，他强调不要照书写书，而是要根据实践经验写，一定要实用，开门见山，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写出来的东西力求让“不知者渐知，半知者确知，已知者深知”。同时，也要对出版社、对读者、对自己“三负责”。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几本书。1982年出版的《盆栽月季》一书，成为很多月季种植者的手头必备书，北京一位专业种植月季的人说，这是迄今为止给他帮助最大的一本月季方面的书籍。1986年，他应解放军出版社的要求，写了军地两用人才用书《花卉栽培》。199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生活与科学文库”之一的《赏花与养花》，后来此书进行了第三次印刷。此外，《花卉与观赏鱼》、《菊花》和《养花问答1000例》等书都在读者中反响很好。直到今年出版的《中国菊花图谱》，是我国迄今为止收录品种最多，图片最多的“菊谱”。一谈起菊花，他的眼睛总是迅速亮起来，手也会参与进来，仿佛那些美丽的生命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读薛守纪的文章不但会感觉到文字生动，连小标题都编排得诗情画意，十分押韵，而且由于对文学、史学、哲学也有研究，并涉猎中医，因此，他对花卉的研究常常会贯穿着很多其他方面的东西在里面，让人受益匪浅。

薛老备受尊重的原因除了这些书，还有他对中国花卉教育所做的贡献。近20多年来，他应邀在国家教委、中组部、全国绿委、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等主办的各类老龄大学和花卉专业学习班中讲课，并在山东、宁夏和河南等地的菊花栽培技术培训班讲课。作为国家教委的直聘教授，北京有80多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听过他的园艺课。他的学生不仅遍及各个年龄阶段，也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既有大师级的人物，如中国盆景艺术大师于锡昭，也有获“全国十大技术能手”称号的天津的叶家良等。他曾在《中国花卉盆景》杂志上开辟了“百事问”专栏，在《中国花卉报》上开设过“养花顾问”、“名师传艺” 等专栏，直到现在还在开办“栽培讲座”专栏，让众多从未谋面的学生在参加活动时常想拜见一下他们心目中的薛老师。由他牵头创办的北京十里堡花卉职业高中现已成为北京东方职业学校，薛守纪仍担任高级顾问。就这样在教与学，学与教的过程中，他逐渐成为经验丰富，聪明好学，受人尊重的养花专家。

是什么能让他几十年倾注在花卉栽培的实践和普及上？薛老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