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茵茵的草坪常常是我们赞叹一个城市景致美观的一个标准。用草坪来绘写城市绿化的宏伟蓝图曾经一度是许多城市的首选,但今年我们看到许多城市从热衷种草过渡到“退草还树”。

    从今春开始,山东青岛在城市绿化方面明确规定“种草与种树的比例要三七开”,并要对市区近百万平方米的草坪进行全面改造,这是由于前几年植的草坪陆续进入了老化期,而且养护和绿化效果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

    陕西西安的种草种树之争是由网站引起。5月初,“城市绿化应以种树为主”的建议一出现在西安市政府的一个网站后,立即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随即,西安市政府相关部门作出积极回应,表示要逐渐减少成本较高的草坪面积,增加乔、灌木的栽植面积。

    山东德州更是在《2006年德州市城区绿化实施方案》中明确制定了种草种树“三七开”的绿化标准,即草坪数量控制在所建绿地的30%以下,以形成乔、灌、草合理搭配的绿化模式。

    其实城市绿化种草种树之争早几年就在一些城市出现。深圳在1995年至1997年曾经大规模种草。到2000年前,深圳1000万平方米公共绿地面积中,有近700万平方米是草坪。2000年,深圳竞选“国际花园城市”,当时国际评委对深圳的景观评价是,非常明亮,景观漂亮。无疑,开阔的草坪为深圳的国际形象增色不少。深圳是全国七大缺水城市之一,然而,为维护草坪,深圳每年要用水350万立方米——等于2万人1年的生活用水。为此,深圳市从1997年起缩减草坪面积,采取全方位“种树兴绿”的补救措施。

    2004年,广州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自9月初起连续40多天没有明显降雨,负责全市草坪维护工作的市政园林部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广州“种草还是种树”也在此时成为市民讨论的热点话题。大旱引起的草坪缺水使广州市在这一年全面实施“青山绿地工程”。

    作为向国际化大城市迈进的北京,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草坪绿地建设,到1984年初,北京市已铺设草坪303万平方米。90年代开始,随着申办奥运,每年大约新建草坪150多万平方米,这种势头同时向北京的街区景观和机关大院以及郊区城镇扩展。在地取材2004年2月召开的北京市政协第十届二次会议上,一份《关于加强首都城市绿化建设的几点建议》的团体提案显得格外醒目。提案中说,草坪过热,不符合北京的气候、水资源贫乏等市情,致使城市绿化效益降低。北京干燥而缺水,草坪的面积不能超过20%。这一规定经北京市人大通过,现在已经开始执行。

    当然,绿草如茵的草坪给我们带来了极美的视觉享受,然而,城市寸金之地大片大片种上了草,炎炎烈日下,我们没有了遮阳的地方;无论是广场的草坪,还是公园的草坪,无一例外“严禁践踏”,让我们想亲近自然的心凉了半截,这也是我们对草坪的直接感受。大面积建草坪除了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外,更有它诸多的弊端。这正是“退草还树”的根本原因。

    沉重的经济负担是越来越多的城市“退草还树”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了解,北京每平方米草坪每年的管护费要6块钱,冷季型草8年就要铲掉重栽,代价很高。青岛草坪的造价一般在每平方米7元以上,加上防病、治虫、割草等日常养护,费用高达每平方米10元。园林专家计算,植1平方米草坪的投入,是种植相同面积乔木、灌木的20倍;每年的维护管理费用是树木的5倍至10倍。而且草坪的保护要耗费大量的水资源,造成极严重的水资源浪费。由于需要持续不断地浇水,作为一个严重缺水的沿海城市,青岛市养护这些草坪非常吃力。

    种草与种树生态效益的差别也是各城市由热衷种草转变为“退草还树”的原由。太矮的草坪根本就没有绿化效果——不能吸尘、不能降噪、不能保水、不能减少城市热岛效应,也不能发挥生态方面的功能。而树木“占天不占地”,在提高市区绿化覆盖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都比种草高。树木对改善小气候、改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等方面会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一棵高大乔木其叶面积是树冠投影地面的14倍或更多。在吸收颗粒物方面树木是草坪的3倍以上,而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的功能则是草坪的5倍多。同等面积的草坪与树木相比,在除尘、防噪音、氧气释放量等方面,树木比草坪要强十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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