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员，他先后在深圳宝安、顺德大良等地就农村城市化、“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开展了社会调查，他说民间充满建设和谐城市化的智慧，启动这种民间的智慧可能是未来走向和谐城市化的关键。“昆山鼓励农民发展房东经济，东莞城中村作出了很大贡献，广东省开始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浙江省千百万工程中还农民宅基地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一样的权利。”

　　征地化并不等于城镇化

　　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据不完全统计，近7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被征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4000多万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大军”。以广州市区的面积为例，上世纪50年代有1200多平方公里，合并番禺、花都后，扩展为3500多平方公里。城镇化一定要占有农地吗？

　　香港的城市化有一条既定的界线。据香港政府统计署统计，自1979年至2004年的25年间，香港人口增长了39.6%，GDP增长了276.5%，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通过提升效率达到的,并非靠地理上的外延，香港向外流动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超速发展，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大量农转非人员被一次性买断农村“工龄”，“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又由于缺少文化和技术，加上村集体企业近年来纷纷关门，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在城市里享受的公共权利、公共服务与市民相比差别极大，生存很成问题。“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和粮食，却不要你的人！”有人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

　　城镇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农民尽快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土地能否换回失地农民的保障就成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高尚全说，失地农民是最大的困难群体，一定要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怎么解决呢？给农民的补偿要补足；尽量减少征地的范围；采取其他更有利于农民的办法，比如说苏州实行股份制的办法，土地入股，征地以后作为股份投入，一个农民一年可以存到八九千块钱，不能一次性买断；政府打破土地垄断市场。”

　　产业化带动城镇化

　　只有产业化，才能带动城镇化。也就是说，如果要农民在城镇真正定居，他们在城里就必须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

　　“我经常在农村生活，提到城乡建设，特别是农村建设，首先不是造房子，而是发展经济，创造性地发展经济。不要一说乡村建设，就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造新房子上，发展经济才是第一位的。”常年奔走在乡村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盖新房子和发展经济孰重孰轻深有体会。

　　李津逵说，很多小城镇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产业规划不到位。没有经济支撑，小城镇给谁服务？低收入阶层服务不起、消费不起。小城镇应当是当地的集散中心和物流中心。否则，投入再多的钱、建设得再好，也是街空、楼空、镇空。

　　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举例说，开行近年加大了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居民的就业。如山东凤翔集团的肉鸡系列产品已远销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和创汇额在全国单个企业中排名第三，吸纳了城镇劳动力1.2万人，使10万农民从中受益，使16个周边欠发达的县120多个乡镇1.3万个养蛋专业户走上了富裕道路。

　　建立城镇化的合理补偿机制

　　城镇化也是城镇自身发展的良性演进和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加快城镇化进程与维护与实现群众合法权益之间应该是统一、和谐的。高尚全指出，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建立城乡协调机制，要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民的长效机制，既保护群众的基本利益，又考虑政府、社会的承受能力；既满足群众的眼前需要，又考虑群众的长远利益；既尊重市场原则，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既有统一政策，又有应变措施。

　　应改变由政府或者企业说了算的单方面补偿方式，形成政府、企业、群众对等商洽、谈判的机制，建立多方协商补偿机制，让群众获得意愿诉求的渠道和利益维护的保障。

　　改变随意补偿方式，建立制度性补偿机制。在现实操作中，补偿存在时宽时紧、时多时少的现象，这是缺乏制度性补偿机制的表现。制度性补偿是最为稳定、持续、有保障的补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来看，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这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有的地区已作出了有益的尝试。2001年，浙江省以法规形式将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低保制度，目前已经建立起以“新五保”（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家庭子女免费入学、孤寡老人集中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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