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经75岁高龄的董乃钧教授自2000年从北京林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退休后,作为国家林业局咨询专家委员会的一名老专家还在为中国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忙碌着,他把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定位为“帮忙”。

    这当然是谦虚,业内人士都知道董教授德高望重,在资源经营管理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未退休前是北京林业大学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不过,这样的自谦在他来讲并不是偶然,谦虚平和本来就是董先生的处世哲学,而且,他一直以来就是以哲学的态度做人做事的。

    按照社会的需要调整自己,劣势也能转化为优势

    董先生是上海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因为喜欢自然于是选择了与自然打交道的河北农学院森林系,后来河北农学院与北京林学院合并,他又转到北京学习。1954年,他从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前身)毕业后即留校当了一名教师,除短暂的被国家林业局抽调到东北配合苏联专家搞森林资源航空调查和“文革”期间被下方到云南丽江外,过去的50多年中,董教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林大度过的。

    谈起当初被分配到北京林学院教书的事,董先生说:“那时,我很意外,我做学生的时候有严重的口吃,而且,我喜欢美术,形象思维比较发达,看问题比较直观,这两点都不适合做教书先生。”

    “但是我想,凡事都要‘冷处理’,不能太主观。”董教授说,“让我留校,说明这里需要我。人是要适应社会需要的,我应该按这个需要调整我自己。”老先生开心地像个孩子说,“当时,为了调整自己,我强迫自己大声读报,唱歌,说话,而且,为了避免说长话,我尽量用短句,这也养成了我讲课比较精练、少说废话的习惯,你看,我不仅成功了,而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人是要善于把自己的劣势转为优势的。”董先生又说,“我形象思维比较发达,看问题比较直观,更容易发现问题。”

    善于质疑是董先生的特点。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董先生被国家林业局规划院抽调到东北林区配合苏联专家搞森林资源航空调查。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工作非常认真。实地测量数据,做统计,编出图表,然后把结论交给苏联专家。那些专家看过后,认为与自己得出来的结论不一致就叫董先生他们返工。刚开始,董先生和同事认为专家的水平高,就按照专家要求不停地返工,一次又一次。“后来,我就产生了疑问。”董先生说,“我们测量的数据都是从实际得来的,专家得出来的结论是从理论推理出来的,那么到底是我们从实际得来的数据更能反映森林资源状况呢,还是苏联专家通过理论得出的结论更准确呢?苏联专家是基于本国森林发展的规律得出的结论,自然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由于人为破坏和各种影响,各个地方的自然所反映的状况又有差异。那么除了苏联的研究方法外,别国又是怎样做的呢?就这样,这个问号一打就是几十年。”

    这个问号也成就了董先生一生的事业和追求。50年来,他和森林资源监测经营管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以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步一步推动中国森林经营管理走向深入。

    以系统论的观点考虑林业的发展和改革

    董先生认为,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林业,林业是一个系统,它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策层,第二个是管理层,第三个是经营层,第四个是作业层,第五个是中介层。这些层次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影响,每个层次都很重要。但对中国林业来说,目前最迫切解决的是经营层的问题。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层次是中国林业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没有经营层的恢复、经营主体的界定和经营主体的投入,中国林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认为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林权制度改革,就是致力于经营层的恢复的有效途径。林权改革主要内容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让老百姓能够有权能够用权,用权其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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