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面前的是4个人：杨新杭、周金田、边凤斌、吴方林--中国花卉报社当时的班子成员都出面了，而我应聘的职位只是“记者”。后来，我才了解到，针对一般职员的这种“规格”的面试，在花卉报史无前例。那次面试很顺利，4位领导对我表示高度信任，也给了很多期待。当时我正处于人生的一个低谷，那些信任和期待，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也许感恩的种子，就是从那一刻播下的。 怀着敬畏的心情，我走上了“记者”的工作岗位。后来常常很自豪地跟别人讲，我喜欢花卉报记者这份职业，也非常珍惜这份职业。 我是农民的儿子，和花农苗农有天然的亲近感；大学里修的是园艺学和农业经济学，知识结构还行；毕业后在中国花协工作了5年多，对花卉产业有一定的了猓辉谥泄嗣翊笱挛叛г航蘖?年，新闻专业不生疏。不做花卉报的记者，我还能干点什么呢？恐怕再高明的职业规划师，也给不出其他答案。 得到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又被人充分信任，爆发出来的能量连自己都感到惊讶。为一组新闻可以连续熬三四个通宵；“像狗一样冲向采访对象”；和消防员一道冲进莱太大火；经常遭到白眼和拒绝；被采访对象揪住衣领子拎来拎去；收到措词严厉的恐吓信……不管受到怎样的“待遇”，我都没退缩过，也没畏惧过。 我始终认为只要干记者这一行，这些“待遇”是多多益善。 报社后来一系列的表彰、晋职，有对我的肯定和信任，但更多的是压力。《中国花卉报》经过 20年的发展历史，拥有一大批德高望重、思想活跃的报人，办报经验丰富，行业发展如火如荼，报纸办不好是说不过去的，无形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但直到现在，我工作中最大的乐趣还是策划、采访、“爬格子”，而且越有挑战性越好。不在名利，而在尽责。成为读者信任的好记者，也许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幸好与好记者的巨大差距还在，我努力的空间还在。（副总编辑 钱振权） 《中国花卉报》创刊前后
20年前《花卉报》孕育出世的时刻，真是步履维艰，惨淡经营，能创出今天的局面，与陈慕华、何康等领导以及经济日报几任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它也浸透了经济日报科技部同仁们辛勤的汗水。 1984年，我在主持经济日报科技部工作期间，张朝阳同志和部负责人之一李敏同志商量后，搞了一组促进花卉商品开发的报道。其中在一篇采访陈慕华同志的文章中，她指出花卉商品生产是大有前途的事业。花卉报道既已打响，何不顺势办一张《花卉报》？ 于是，我和李敏同志商量拟订了一个筹办《花卉报》的设想，提出了编辑方针、读者对象、版面分工，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同志当时批示“同意” 。 当年的8月30日，陈慕华办公室来电要求报社派记者随她到京郊考察花卉生产。归来的路上，我问慕华同志：“您看有没有必要办一张《花卉报》，沟通花卉产销、科技信息？”她若有所思地说：“有必要办。但我们不好办，没这个条件。你们（指经济日报社）可以办”。我又追问一句：“那您当我们的‘后台’？ ”“好！我当你们的‘ 后台’。”陈慕华同志慨然允诺。同时，她告诉我们正在酝酿成立中国花卉协会，她还要找何康同志研究一下。 消息传回报社，社领导和科技部的同志都很兴奋。这样，我们就给慕华同志写信提出筹办《花卉报》，估算约需10万元。陈慕华同志在信上批示，由经贸部财务局拨5万，农牧渔业部给5万，请陆定一同志为我们写好了《花卉报》报头。 经费落实了，由谁来编？到哪儿印？怎么发行？安岗同志的意思是由科技部承包。在经济日报总编室工作的张穆舒同志自告奋勇到花卉报工作，化工出版社的杨新杭同志、《北京日报》的冯德珍同志也来了。他们的到来，对花卉报的顺利问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张、冯二人先后担任副总编、总编，新杭现在是社长兼总编辑。 1984年12月2 8日，一张鲜艳夺目的《花卉报》试刊号终于问世。试刊号印了两万多份，全部无偿散发出去。1985年4月5日《花卉报》正式问世。半年后，在中南海召开的第二次中国花卉协会理事会上，陈慕华同志表扬说：“《花卉报》办得很好，经济日报社办了件大好事。”在花卉报同仁的努力下，到1989年《花卉报》已发行8万份左右，并发行到许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我的继任人后来居上，使报纸迈上几个台阶，成为花卉行业具有影响的行业大报。在陈慕华同志和经济日报社的支持下，我离任前办好了将《花卉报》改名为《中国花卉报》的手续。我深感《中国花卉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百姓的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众多的花卉爱好者、花卉专业人员和稳定的读者群。她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现，为祖国百花盛开的春天添枝加叶的。（原总编辑 杨德华） 为花卉产业发展奔走
1986年我调入花卉报社，从此与花相伴，先当编辑后做记者。对花卉业从一点不懂到略知一二，对花卉界人士从生疏到熟悉，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入基层采访，先后发表文章4000多篇。 从1 987年起，我从记者、记者部主任到副总编辑，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我亲身经历并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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