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１６日新闻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将制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办法》，对公众和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保进行立法保护。

    从道理上讲，公众是环保问题的受害者，也是环境所有权的拥有者，当然有权对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说“不”。确立环境的产权概念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并用于司法实践。因此，政府出台有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给民众“维权”提供有力的支撑，实为环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有了法律规章，就能很好地破解环保困局了吗？

    看看最近的一则消息。国家环保总局近日公布，４月１０日晚，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暂存了一年的１０５０万吨造纸污水因遭遇强风集中泄污，造成附近１０００亩耕地淹没，５７户村民受灾。经调查，本次险情是在理应同步配套的污水处理厂迟迟没有动工的情况下，乌拉特前旗政府为不让企业停产，擅自改变暂存池设计直接造成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明确要求，法律规章的强制刚性，并未阻碍环境灾难的步伐。

    实际上，许多环境污染事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与其说是被法律遗忘的角落，不如说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专家指出，在多数情况下，检察机关能够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主动介入环境问题，虽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不可行，并且也有过先例——２００３年某市人民检察院以公诉人的名义起诉当地一家炼油厂，获得胜诉。但这样的诉讼又有多少？

    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与“利益攸关者”。据报道，今年以来全国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在淮河流域抽查的５０家企业中有３６家超标排污。此前国家投巨资对淮河“治污”，但淮河并没有因此变得清澈。环境污染事件数量的上升，根子就在一些排污企业因受到层层保护而“动不得”。

    因此，时下环境保护的困局，是久禁不绝的“地方保护主义”，是错误的政绩观和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与排污企业的“猫鼠游戏”中，“猫”对“鼠”的围捕因不愿为、不作为而效果不佳，甚至出现“猫鼠一家”的情况。其结果是，在国家提倡科学发展、对环保问题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加以改善时，环保问题并未因此而极大改善。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公众参与这种自下而上的环境保护渠道，也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保护途径，但推动的作用和效果似不容乐观。

    破解环境保护的困局，需要民众的参与，更需要政府主动、积极介入。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真正在环境保护中担当责任，如果法律不能真正在执行者手中成为维护规则的武器，那么即使今天我们可以立法保证民众参与环保的权利，可以依法起诉政府部门“不作为”，却依然难保法律的“程序”会在执行中走形，或在实施中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