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有效模式，20年前“公司＋农户”就在国内兴起，曾经在农户和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践证明，“公司＋农户”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闯市场的风险，为农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这种经营模式近年来在花卉业中被广为采纳，对花卉产业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近来笔者在云南却同时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公司不履约，甚至坑害农户；农户不守信，随意践踏合同。不由得引起笔者对“公司＋农户”这一模式的思考。

　　“公司＋农户”模式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将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导入了大市场，但这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内在矛盾。公司的作用应该是一座“桥”，一头连着市场，一头牵着农户。公司将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了规模优势，充分利用他们得到的供求信息，与农户一起获得利润。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很经济的。但由于市场的不规范，当一个企业能获得超额利润时，可能让利于民；当只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可能会分一点利给农民；当得不到平均利润时，可能不给农民任何利益；当企业面临危险时，甚至可能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由于法制观念的欠缺和司法成本的高昂，大多数农民只能泪洒土地，无意中更纵容了公司对农民合法权益的践踏。

　　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多是受害者。但也有一些农民不守信用，私自毁约，损害公司利益。当市场价格高于公司协议中的收购价时，农民在眼前利益的驱使下会“谁价高，我就卖给谁”，协议便成了一纸空文。一些业内人士在与笔者聊及此事时说：“这是由于两者存在着集团与个人利益追求方式和目的的差距，前者是以规模求效益，靠诚信争市场，后者则要的是眼前利益，致使这种联合形式存在不稳定性。”

　　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分配机制是否合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提出，我国农业还要分为三个阶段发展“公司＋农户”的产业模式。第一个阶段是订单农业，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第二个阶段是土地成片开发，公司将农户的土地使用权租用过来，公司投资，连片开发，亦可称之为“租地经营”；第三个阶段是土地入股实行“股田制”，按股分红。按厉以宁的说法，现阶段我国大多数 “公司＋农户”的模式还处在第一阶段，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机制，让企业与农户真正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但是如果这种机制在短时间内无法健全，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租地经营”这种模式呢？公司何不尝试将农民的土地租过来，然后将土地上的农民雇为己用呢？这样既实现了公司的规模经营，也部分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虽然“公司＋农户”模式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在现阶段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在此，笔者想强调的是，国内外市场变化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公司＋农户”这艘大船越行越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