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农业存在着两个重大弱点，一个是人口过密导致的基本生态危机，即耕地不足；另一个是农业资本和农业人才的持续失血。这两个弱点不克服，农业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这也是任何保护性措施难以奏效的致命因素。

这两个因素互为表里，耕地不足导致农业单位效益低下，造成促使人才流失，资金逃离；反之，资金和人才的流失又加剧了农业效益下降，加大了农业生态压力。因此，我们要缓和农业生态的危机，减少土地承载的人口压力，促进农业人口向小城镇和大城市转移，从而使单位耕地承载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只有到单位耕地承载的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单位耕地的效益才能大幅提升；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才会出现，逃离农村的资金和人才，才会逐渐回流。

有人说，在锄头和水牛的明清时代，江南水田的最佳劳动生产力是“一夫十亩”，那么以信息化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农业，“一夫”最佳耕种面积至少要扩大好几倍，北方旱地差不多应该是上百倍。只有如此，农业才有利可图，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和资本，农业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

而要成功转移农业人口，除了国家整体经济长足增长外，还要有以产业化为目标的农业龙头企业的茁壮成长。而这就更显得农业高素质人才和资本的缺乏。在这两种缺乏中，有志于投身农业的综合性人才的缺乏更是严重。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农业最缺的不是农业技术人员，而是具有现代经营才能的农业CEO。我们的农学院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的同时，更应把着力点放在培养农业CEO上。否则，当我国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成功软着陆之后，单位耕地的效益开始大幅增长时，我们却为没有足够的农业高素质经营人才而喟叹。在加入WTO在即的今天，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更显突出。农业CEO，关系到我国农业的自救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