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花道家袁宏道兄弟俩，曾将花比作“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凝成的东西，认为它们具有与生俱有的天生丽质，人见人爱。因此一些爱花人，为了免花儿蒙受夜雨惨风的欺凌，而将其摘下插于瓶器上善加调理，还其新生；更甚者，在花叶上运用巧手慧心，注个人的感情与生命。插花艺术由此诞生。 插花早在第五世纪我国六朝时代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在方法和形式上，仅是将花“放”或“养”在花瓶或花盘中，还谈不上所谓的“插”或“安排”的艺术境界，并且仅盛行于佛教供花仪式中。 一、唐朝酋开“花画合一”的先河 隋唐之时，才开始讲究花要插得好、配得妙，且讲究花器，并对花木赋予个性与格调、意义与象征。同时，插花时视花格调的高低与象征的意义，审慎地调配和择取花材，还常举办插花展览会。为了顺应时潮，当时应运而生了卖花郎与种花师这两种职业。 到了晚唐，插花的风气更盛，甚至到了如诗人杜牧“杏园”诗中所谓的“满城多少插花人”的境地。此时的插花艺术，就不仅是宗教、宫闱或诗人雅客书房内的装饰品，而在民间到处流行，且依季节选取花材，并为求长年与花为伍，而发展制作人造珠花（以绸缎作成的假花），作为插花之用。当时，还盛行将花器置以精美台座，及在背景悬以图画，而开其后“花画合一”或“书画插花”的风格。 在唐朝，我国的插花艺术还由一位奉命使华的日本大使小野妹子传回日本，撒下了日本花道的种子。后来，小野妹子在一个池边筑起了厢坊，名为“池坊”，授徒传艺，而被日本花道池坊奉为宗祖。 到了五代，由于兵马倥偬，篡位争权之事纷起，一些操持政治的文人和高士都避世隐忧，而将自己的思想、意志，宣泄于插花之上。因此插花艺术在五代发展到了一个十分自由、成熟的境界，采用的花材、花器都突破了旧有的限制，为插花艺术的一种解放。 我国第一部最有名的花品著作“花路”，就是这种情况下问世。此书的作者张翊在书中，将自然界的花，按品质的高下分为“九品九命”。 当时的文人韩熙载依照不同的花材配制不同香料的焚香，而将插花发展为诉诸嗅觉之美的另一境界——香赏。五代对于花器技术的改良有独特贡献，就是发明了在盘内铸满铜筒，以便花材挺立于花盘、瓶中的“占景盘”，充分发挥插花艺术的高雅风姿。 二、插花饮酒是宋人的生活情趣之一 宋朝时，由于四海昌平，民心追求永恒至美的生活境地，对于花的眷爱尤甚于其他朝代。这可从宋徽宗绘的《对花抚琴》画中看出。他将瓶花赋予绝对的生命与至高的地位。而在宋朝文学家欧阳修诗中，可见这样的赞美：“深红浅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赏，莫教一日不开花。”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将插花百瓶，醉饮其间的“插花饮酒”列为生活情趣美谈；甚至，插花的白常应用，在当时不仅在室内，往往出外郊游时也“中置桌凳、列笔床、香鼎、盆玩、酒具、花樽之属”。 不仅文人墨客如此，甚至连饮食商店、酒楼、茶肆等商业场合，也都为了招徕顾客，而按四时插花。有钱有势的人更是常择时举办盛大的公开插花会，动辄用去花枝十万枝。元*七年，一位太岁举办的插花展览会，用去鲜花千万朵，可以算是古今最大的插花盛 插花艺术在当时不仅成了专门学问，且与“烧香、点茶、排置”同称四艺，被视为每人自小就应具备的修养，纵使仆役也不例外。 三、元代插花强调感情的表现 到了元代，中国沦于空前未有的浩劫中，一般人民的生活安全与现实问题，都难免有捉襟见肘之虞。因此在当时除了少许隐居深山和位高富贵的文人，或插花玉斋，借花消愁；或籍插花来孤芳自赏，重温宋人闲情幽居的安祥气氛外，很少有人再从事花事。 中国插花至此在创作态度，作品的内涵与形式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偏重以情或美为出发点，以主观而富感情的表现手法来处理花材，期待能在作品中表现个人对当时环境的无奈及返璞归真的心理，加深了插花作品“质”的深度，也更有艺术之美。 将近一世纪的蒙族统治后，到了明朝，天下又归汉族治世，插花艺术也随艺术大兴而又蓬勃发展，且发展成为与宋朝之前附庸风雅或讲究排场的旨趣相异，而是出自无可抑制的表现冲动，形成一种纯艺术的表现风格，与品茗艺术相结合，称之为“茶花”。 我国插花艺术最完整的著作《瓶史》，也在这种气氛下产生了。此书一出，轰动一时，1696年也在日本翻译出版，而被奉为日本插花艺术的准则，产生所谓的“宏道流”、“袁宏道流”等支派流传至今。 四、清代盛行“写景花” 清代在花事生活方面的经营与发展皆承明朝，且将花自“人格化”进而为“神格化”、即是将每一种花以有关的历代名人的个性或事迹予以配称，作为各花的花神。如此就不负以功利之心来玩赏衡量众花，也使得清代盆栽无形中取代插花。只有在年节之时，人们才应景一番。 不过，也因为盆栽艺术的普及与发展，使得清代的插花追求“自然美”，将插花与盆栽融于一炉，而成“写景花”，讲究外形、光线与色彩，与绘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近，此为清代插花风格的特色，但仅流行于当代几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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