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每一次交谈都让我们有所收获。我们用笔记录中国花卉业的点点滴滴,传递花卉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喜怒哀乐,也记录我们成长的轨迹。
为苗农说话
2003年春天,我到陕西采访就春季苗木生产和销售情况,正赶上杨凌举办苗木展销会。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苗农络绎不绝,平日宽阔冷清的街道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这些苗农大多来自周边村镇,还有不少是从西安、宝鸡、榆林、周至以及延安等地特意赶来的。他们不辞辛苦,不惜破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了解信息和行情。
当我从气氛火爆的展馆出来时,已到了中午,看到广场上几个推着自行车卖苗木的农民正蹲在路边,就着初春的寒风,大口地嚼着从家里带的干粮。斜靠在墙角的树苗似乎与出门时没什么两样,有的连捆绑的草绳都没有解开。当他们看我走过来,以为是买主,好几个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买苗吗?只要你出个价,多少钱都卖。” 其中一个苗农赶紧将自行车上的一捆苗子解开,对我说:“你看这大叶黄杨多好,前几年还卖四五块呢,现在八九毛钱就卖。”另一个也凑过来说:“龙柏要吗?两三块也卖。”当我问:“这么便宜,能挣到钱吗?”一位苗农苦笑着说:“前几年都说种苗子能挣钱,这不就跟着种上了,人家种啥,咱就种啥。没想到今年的苗子一下子这么多,啥东西多了也不值钱。辛辛苦苦种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得往里贴钱,这日子咋过呀!”
一位来自周至县富仁乡渭丰村的苗农,开着农用三轮车过来,车上装满了两米多高的杨树苗。一个上午也就卖了十几株,每株才卖一块多钱。他忧心忡忡地说:“2001年,84K杨树苗在当地卖得最好时每株四五元钱,村里800户村民全都种上了这种杨树苗,面积超过1000 亩,每亩地可以出苗3000株。眼下,小苗的价格跌到了一两毛钱。卖了赔钱,不卖留在地里也没有收入。再过半个多月,树苗就要抽芽,如果还卖不出去,就只能当柴火烧了。”
看着这些苗农满脸的忧虑和无助,我心里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记得一位资深记者曾说过,记者的责任就是说人民的话,为人民说话。我满怀激情地写了题为《春天的惆怅》的文章,希望借此呼吁有关部门,在苗木种植和销售方面能给予农户更多的引导和扶持,避免因信息不灵盲目生产而造成重大损失。希望今后每年的春天,苗农会少一些惆怅,多一些憧憬和喜悦。(寇亚琴)
我欠下的“文债”
小时候读魏巍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曾为之感动。今天,当我的双脚踩过了东北的黑土地,脸上经历过西部风沙的吹打,再回味书中写的“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心中才产生了共鸣。
大企业的成功之道,花农、苗农的新变化曾通过我的文章见诸报端,而我欠下的一笔“文债”却至今没有偿还,成为我心中一道挥之不去的惦念。
记得去年2月,我到云南采访情人节前的鲜切花市场。在看上去与菜市场无异的斗南花市里,我认识了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陈秀芝。她将月季全部卖完后带我到了位于官渡区跑马山中的家。在一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陈秀芝拿出了家中最好的饭菜招待我,而这却是我吃得最难以下咽的一顿饭,因为我的喉头有些发紧。 陈秀芝说,从1995年种花以来,她的家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房子依旧是老房子,土地也依旧是最初的那 3亩地,只是由竹棚变成了今天的塑料大棚。199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压倒了她家的花棚,她种植的月季全部被埋在雪里,损失惨重,这让她刚有起色的生活再次变得一贫如洗。跟亲戚借的2万块钱不仅还不上,还又赔进去1万元。哭过之后,她又开始了新的耕耘。提起前年遭遇的非典,陈秀芝的眼睛湿润了。在遭受大雪重创以后,非典的到来对刚刚缓过点劲儿的她无疑是雪上加霜。她说:“非典时期,几乎所有航班都停运了。花运不出去,价格一天天地往下掉。眼看着那么好的花砸在手里,我们心疼啊!市场里卖不出去的满天星只能大把大把地扔在地上,多得要用扫帚扫,那白花花的一片真刺眼。我种的月季,一支卖两分钱,连包装套钱都收不回来。到最后卖花头,两毛钱一公斤,我们连地也快养不起了。”
“非典过后,我儿子到广州打工,每月寄钱回来,我在家继续种花。”陈秀芝说,她家附近的几户农民自非典过后都改种蔬菜了。当问她为什么还要坚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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