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城市建设对于文化遗产的冲击、影响和破坏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不少国家都有类似情况出现，以大规模改造为特征的城市建设，对文化遗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至今很多欧洲国家回顾起这些事情还是感到很惋惜。

    一些地方官员存在理念障碍

    《瞭望东方周刊》：你从事规划工作十多年，那时看文物保护和现在看有没有不同？

    单霁翔：我一直觉得规划和文物保护是不可分割的，有广泛的共同关心的话题和课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历史性城市的地下，有着大量的古代文物遗存，这些对于城市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财富，如果在建设规划中有意识地把地下文化遗存保护好，展示出来，可以在城市中创造出有意义的文化空间和文化环境。比如北京市这些年建成了元代土城遗址公园、明代城墙遗址公园和明清皇城遗址公园，得到市民的广泛认可，对于这些文化遗产的永续保护和合理利用，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城市里的老房子，我们越来越注意它们的合理利用问题，过去经常把旧房和危房并称，叫做“危旧房改造”，实际上危和旧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旧不一定就代表落后，许多旧房子不仅含有重要文化信息，还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瞭望东方周刊》：你经常到地方考察，就你所知，各地在发展经济建设中考虑到文化遗产保护因素的有多少？

    单霁翔：这个问题与政府主要决策者的理念和重视程度有关，与城市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密切的关系。地方官员理念上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加快经济发展、迅速改变城市面貌的压力，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平衡问题。

    我自己也做过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在这方面深有体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地方官员都会这样不断激励自己。但是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改变城乡面貌，与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关键是怎么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

    比如对一个历史性城市来讲，现实问题是解决在什么地方发展。如果能及时调整城市规划布局，避开历史城区，到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建设，历史城区保护和新区开发就不仅互不干扰，还能够相得益彰。过去我们大多是在旧城基础上开发建设新城，把发展和保护的矛盾集中在一个空间内，冲突往往很激烈。实际上，如果跳出旧城来发展，就会有更多更好的思路。这方面最近有很多好消息，比如西安，最近跳出11平方公里的老城，将城市的重心向新城区转移；南京借十运会的契机，跳开2000多年的老城建设新区。

    我们国家历史性城市大小几百座，在大多数城市，分新旧城区发展的思路还没有被广泛接受，这不仅要决策者有理念，更需要好的规划。过去城市规划重视功能性、实体性，现在重视与经济发展、人居环境的结合。在旧城的基础上建设新城，可能旧的破坏了，新的也建不好，得到的是不新不旧的一个城；如果新旧城区分开发展，就可以得到一新一旧、相映成辉的两个城，一个是保护了历史文化遗存的古城，一个是发展经济的新城。这个道理很浅显，但是需要决策者的决心和觉悟，也需要公众的理解和适应。

    《瞭望东方周刊》：北京的旧城保护一直有一些争议，你怎么看目前的状况？

    单霁翔：2005年北京市有一个重大决定，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旧城整体保护”的概念，成为总体规划中的一个章节，这是很了不起的。旧城整体保护56年前梁思成先生提过，56年后写进城市总体规划的文件，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对于历史性城市，是只保护城市中的一些历史遗存片断，还是对其整体的格局、特色进行保护，在思想境界上是不同的。比如，北京市这次在旧城整体保护方面就提出十个方面的内容：城市传统的中轴线，平坦开阔的城市空间格局，城市传统的街巷肌理，河湖水系，街道的传统景观，凸字形的城市轮廓等。

    一个城市应该是有生命的，要发展，要有新陈代谢。一个日益被接受的观念是实现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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