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否又牵扯到房屋产权的问题呢？

    单霁翔：是的。过去我们城市改造，房屋产权收归城市管理部门，政府背上很大的包袱。如果充分利用产权机制，使千家万户都承担起维护、保护自己住房、传统建筑的责任，老百姓的积极性和能力是很大的。

    最近这方面也听到一些新的消息，比如北京南城的四合院，每平方米价格升高2000元，在房地产交易中走俏，而北京内城东西城的四合院单价已经达到10000～15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这说明传统四合院被人们认为是很有价值、难以取代的东西。

    不弄清文物家底是我们的失职

    《瞭望东方周刊》：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看起来这些年来文物部门关注的重点范围一直在扩大。

    单霁翔：的确如此。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有一个转变过程，最初偏重鉴赏和收藏，认为文物就是可鉴赏、收藏、摆放的实物。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人们开始重视地下文化遗存，很多不可移动的文物也受到关注。到上世纪中期，人们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还只限于遗址、古建筑，随着更多国际理念的引入，古代建筑群的保护成为亮点。

    1982年《文物保护法》公布，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把历史文化名城列入文物保护范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到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又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列入文物保护范围，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

    还不止于此，这些年“文化遗产”在很多场合比“文物”的使用频率还高，其内涵的新拓展有两个重要方向，一是民族民间文物的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目前也在考虑立法；另一个方向是文化空间、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新品种的出现，比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共生体。

    《瞭望东方周刊》：是否也要谨防另一种倾向，就是地方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急功近利的做法？

    单霁翔：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申报世界遗产方面，很多城市重在提升城市知名度，获得更多效益，真正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少，出现“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目前国际上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制度也进行了更新，每年一个国家只能申报一处，所以现在也就不需要过去那样很长的、要十几年才能申报完成的预备清单，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既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又有申报积极性的单位，在达到文化遗产标准后才能列入清单，而不是看申报积极性如何高涨。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合理利用的问题。一些文物在开发中不注意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不科学地修缮，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瞭望东方周刊》：“十一五”期间你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单霁翔：我个人特别希望搞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国家已经有两次文物普查，文物保护领域因此受益匪浅。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1981年，动员全国文物系统的力量清理家底。通过普查，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40万处，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271处国家级，7000处省级，6万处市县级。即便是经历“文革”，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代遗存也都得以保全。从上次文物普查到现在已有20多年，人们对于文物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目前认识的基础上再进行普查非常必要。

    我国现在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很长时间内大规模建设都不会停止，文化遗产受到威胁的状况还可能继续发展。这个时候把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明确地告诉社会，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文物部门都没有弄清家底，没有告诉公众，那是我们的失职。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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