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愿望是希望“十一五”期间有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博物馆应该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去年开始，全国博物馆对青少年免费开放，一年就吸引了青少年4000万人次。我不发愁各地建馆的积极性，几万平方米的省一级的大博物馆现在都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与硬件相比，我更强调博物馆的社会功能。

    第三个期望是建立一套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体系，从根本上杜绝破坏文物的行为。

    第四个期望是建立文物公安局。文物系统保护着国家的重要财产，打击文物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除了通过立法等，还要通过专门机构加强保护，意大利1969年起就有“文物宪兵”，埃及有文物旅游警察。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犯罪分子手段越来越多，有集团化、智能化、暴力化的趋势。而由于经费所限，我们一些重要文物场所值夜班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面对有备而来的犯罪分子他们太无力了。

    据统计，2004年共立文物犯罪案件971起，其中盗窃文物案件481起，倒卖文物案件131起，走私文物案件11起，盗掘古墓葬案件348起。造成大批珍贵文物走私海外，在国际上给我国的声誉带来极大的损失。

    国家的文物需要强大的公安部队保护。因此我希望能够按照目前铁路、交通、民航等系统公安的基本模式，成立文物公安局，专门负责打击盗窃文物、盗掘古墓和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

    保护文物安全，我想任何人当文物局长都会有这样的期盼，因为保护祖国文物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遗产保护是不是还有一个贴近公众的问题？如何让人们觉得文化遗产是和自己有关的？

    单霁翔：我们现在很重视一个理念——要让更多人从文化遗产保护中受益，文化遗产不能变成城市的包袱。这样才能使更多决策者认识到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资源和宝贵财富；使公众认识文化遗产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唱的民谣，我们的生活习惯、房子、家具，都可能是文化遗产，保护它们不仅是政府的事。

    北京市社科院曾经有一个关于“城市角落”的调查，七类“城市角落”中有一类就是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文化遗产都变成城市中被人遗忘的角落、脏乱差的角落，那就完全达不到效果。反过来，像大明宫、高句丽遗址、殷墟那样，变成城市最美丽的地方，市民最喜欢的遗址公园，城市最有文化品位的空间，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就会更有信心。在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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