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一提到欧洲园林，国内很多设计师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凡尔赛宫苑，而是目前被人们热烈谈论的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拉·维莱特公园。因为它不仅是欧洲近现代园林的代表作之一，更凭借所谓“解构主义”的设计思想和另类新奇的建筑设计成为国内一些设计师广为模仿的样板。但是，在近一段时期，国内多位著名设计师却无一例外地对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理念、手法和应用元素以及对它盲目模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到底应该如何认识、看待和学习这座颇具争议的现代名园，记者为此采访了西方园林史专家、北京林业大学规划教研室主任朱建宁教授。
　　记者：拉·维莱特公园的产生背景是什么？
　　朱建宁：拉·维莱特公园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值法国园林复兴运动初期。在此以前，园林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低，作品也基本上是一些所谓的绿地，强调的是简单的休闲、卫生、体育、环境等功能，对公众，特别是中青年人群的吸引力非常小。于是，在园林复兴运动中，很多设计师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将人们重新吸引到园林中去，以及现代化的城市究竟需要怎样的园林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拉·维莱特公园的业主还是设计师屈米，都意在创造一个与以往园林风格大不相同的作品，一个21世纪公园的样板。
　　记者：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拉·维莱特公园设计又有哪些积极意义？
　　朱建宁：我认为有三点。第一，拉·维莱特公园的一个主要设计思路是，城市公园要做到“园在城中，城在园中”，改变传统园林和城市截然分开的状况，创造一种公园和城市完全交融的结构。这种融合并不仅仅停留在诸如由公园林荫大道向城市立面延伸等简单的层次上，而是要尝试如何将城市和公园完全融合在一起，做到城市里面有公园的痕迹，公园里面也有城市的建筑和格局。
　　第二，设计师在设计拉·维莱特公园时希望做到“白天看公园，晚上看夜景”。在其之前，法国大多数公园只在白天开放。而屈米认为，真正需要公园进行身心放松的工作人口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去公园游览。所以晚上公园也应该开放，而且要有美丽的夜景。同时，他还认为，通过夜景照明，吸引大量市民，可以形成很旺的人气，使城市公园避免成为各种犯罪的滋生地。也就是说通过公园设计，减少犯罪的几率，改善社会的行为习惯。
　　第三，屈米基于城市变化理论提出了可塑性空间的设计思路。他认为，城市时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公园周围土地的利用形式也难以预料。因此，很多时候，城市的扩展往往使得原先的园林显得与新环境不再协调，成为了一个老园；而新建的园林也会与旧有的环境不协调，表现成一个新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屈米希望建造一种具有可塑性和柔性的园林空间结构，使城市公园不管城市扩大还是缩小，都能够与之相协调。而这种结构在屈米的设计中主要通过一些网格以及网格节点上的亭子进行控制。这些网格本身具有一定的伸展性，并向城市空间延伸，去控制城市空间。
　　记者：这样看来，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理念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颖的，那对它的批评之声又来自何处？
　　朱建宁：尽管在当时，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理念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在实际设计中，屈米却试图用建筑的方式来追求一种与传统园林截然不同的效果，但这种建筑化的思路不幸走向了极端，结果丢掉了园林崇尚自然的本质属性，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国内很多设计师热衷于谈论的拉·维莱特公园所谓“解构主义”的设计手法，实际上就是用一种解析的思路，将传统形式的园林分解成各个元素，再用新的功能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起来。设计师屈米沿着这样的思路，从法国传统园林中提取出了点、线、面三个体系，并试图通过对这三个体系进行叠加和组织，来形成一种新的园林结构，这种手法曾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十分流行。
　　但屈米在完成抽象形式的解构之后，却运用了大量建筑元素作为具体的表达形式。传统法国园林中由绿篱、雕塑所形成的“点”变成了一个个红色的亭子；用林荫大道、树墙构成的“线”变成了由建筑形成的廊架；用丛林、花坛、水池等表现的“面”则变成了单一的草地和铺装广场。因此，可以说拉·维莱特公园是一个主要以建筑元素和硬质材料构建的园林。
　　而现在看来，这种建筑化的园林一开始就有几个明显的缺陷：第一，造价非常高，每平方米造价为2000至4000元人民币，而现在欧洲公园的造价一般也就是200至300元人民币；第二，尽管很多建筑的造型非常奇特，但过于装饰化、时装化，过不了多久就让人感觉到过时和厌倦；第三，公园的整体气氛更像是一个游乐场，而不是供人接触自然的公园。
　　记者：造价过高、盲目追求古怪新奇等类似的倾向在我国目前的园林建设中也的确存在，拉·维莱特公园在这方面似乎是一个反面教材？
　　朱建宁：的确，拉·维莱特公园已经成为当代法国风景园林师批评园林建筑化设计语言的实例。而其在法国的影响力也远没有它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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